2014年04月28日 09时11分 来源：《伊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    张子良，这个名字在今天似乎有些陌生，但在共和国的历史中，张子良的名字是那么的响亮。张子良1934年参加革命，1937年入党。在延安时期，曾担任过中央党校总务处副处长，党中央办公厅供给处长，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多年。两次获得毛泽东同志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所授予的特等劳动模范称号。解放后，又在全国群英会获得模范工作者等很多光荣称号。作家还把他的事迹写成剧本，拍成了电影《万木春》。他，无论在战争年代，还是在和平的环境里，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，一贯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和先锋作用。他对人民和党的事业，无限忠诚、高度负责；他对自己毫无私心、勤奋工作、不计报酬；他胸怀坦荡，他把一生献给人民，献给了党。

    1934年4月，陕甘特委召开了扩大会议，决定扩充红军，成立陕北工农民主政府。很快，清涧苏维埃政府成立了。成立之初，政府急需一个精通账目的经济委员。通过地下交通老共产党员吴台亮的引荐，张子良来到了政府做经济委员的工作。由于形势复杂，当时的苏维埃政府都是随着人走的，人走哪里，哪里就是政府。张子良的工作是整理和经管账目，后来政府活动的主要经费都由张子良一人保管。

    当时的经费都是一些大烟土、银元之类的，用大烟土可以换钱。有一次，他经手一块八两重的烟土。不巧的是，正在这段时间白军对共产党员进行围剿，张子良意识到自己死了不要紧，不能让政府的经费落入敌人的手中。他便带着烟土躲避着白军的追捕。可是戴着这么多烟土要到哪里去藏身啊？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他只好回家躲了起来，把烟土埋在坟地里。所幸白军没有发现他，就这样保存住了政府的经费。可是，几天过去了，还是没有政府的消息，这使得张子良寝食难安，他知道这些政府的经费是政府工作的支撑，以目前的紧张时刻来说，政府一定急需这笔经费。又是几天过去了，共产党员吴台亮终于找到了晋家塌，张子良一颗心才算落了地。张子良如实地交上了烟土，吴台亮对张子良不贪污政府一丝一毫的作风非常赞赏。吴台亮告诉他，很多人传言张子良自己匿下了经费，但事实证明了张子良是值得信任的，是共产党的好干部。

    1936年红军西征中，在陕北子丹县中央党校工作期间，经过考验，张子良已经有足够的条件参加中国共产党了。7月7日，经马树良和吉汉杰两位同志的介绍，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3个月后，按期转为正式党员。此后张子良工作更加积极主动。

    1936年秋，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，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陪同一位国际友人来到了保安县任家坪。任家坪是中央党校校部所在地。经过周恩来同志的介绍，大家才知道，这位外国人是写过《西行漫记》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·斯诺。当时的学校校长董必武悄悄找到张子良，让张子良准备点好吃的。这对于张子良来说是件非常困难的任务。当时的任家坪是个穷地方，陕北又多年干旱，农民的收成都不好。况且更难的是，中央的军民政策非常严格，党校里的经费已经严重不足，这些困难只有张子良知道。他当时任中央党校总务科副科长，负责着总务科多项事务，一个人顶几个人使用。领导给任务一定要完成，可是，他又不想浪费那点微薄的党校经费，该怎么办呢？他冥思苦想之后，决定拿自己刚刚发的新单裤子去换点东西。他跑到任家坪村外的附近山村换来了6个鸡蛋、半缸菜籽油、一捧辣椒和几个萝卜，做了二菜一汤。这是中央党校创立以来第一次招待国际友人。埃德加·斯诺来的时候也是一路苦行，看到中央党校能用二菜一汤来招待他，他很高兴。这也是周恩来副主席和董必武校长很久以来吃的唯一的一次饱饭。

    1942年3月到同年11月，张子良被调回中央建筑处，负责建筑中央大礼堂。在修建中共七大会址和中央礼堂时，他负责监修和管理，他从没拿过公家一瓦一木，从不让人任意浪费资源，不但顺利地完成了任务，而且给中央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支出，以最低的成本完成了工程。他的廉洁奉公之风、光明磊落之德、精打细算的管理方法，多次赢得了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中央领导的称赞。

    1942年，张子良被调任中央办公厅任总务处副处长，供给处处长。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以来，他千方百计地保证了机关后勤供应，支撑着中央机关的一切开销。他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，从来没有松懈过，没有忽视任何细节，把机关的后勤供应做得井井有条，毫厘不差。

    1944年12月31日，他被中央直属机关评为“特等模范工作者”，获得毛泽东主席亲手签发的奖状。1945年1月14日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、副主席李鼎铭授予他“特等模范工作者”称号。这两个党内干部工作者看来最光荣的奖状，他从来没有在墙上挂过，而是放在箱子里，直到被人们忘记。

    来到东北

    1945年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党派大批干部赴东北。张子良也离开了党中央机关，日夜兼程，行经华北三省，历时2个多月，到达长城外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，任行政处长。当时的东北由于多年抗战，百废待兴。其他和张子良一起在延安工作过的同志都到了大城市去工作，张子良这个陕北汉子，初次来到关外，却没有丝毫的不满，反而完全服从了党组织的安排。他来到分局，立刻组织工作，解决当地的困难问题。分局机关的同志都佩服他的工作热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。

    1950年9月，张子良到伊春森林工业管理局任局长。在陕北，地是黄色的。来到伊春的张子良，望着这片片松涛，无边的林海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他知道，林业资源是国家物资基础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。他也同时意识到，林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是林区建设的重中之重。陕北土地的贫瘠让他时刻提醒自己，不能浪费国家的一草一木。

    10月的一天，伊春市林管局下属的美溪林务所接到通知，森林工业管理局局长要来这里搞调查研究。林务所所长王化明早早就做好了准备。他知道，这个局长是个老红军，对工作一丝不苟，他是来这里解决问题干实事的干部。可是从白天等到黄昏，也没见到这位局长的影。他按捺不住便坐着马爬犁到林场去看一看。

    运材路上，人们都把头和脸捂的严严实实的。尽管如此，刺骨的寒风还是会不时的钻进衣服，让人冷的打颤。可在忙碌的人群中，一位老工人却光着脑瓜干活。他不时的用手捂捂冻得通红的耳朵，搓搓手，继续用弯把子锯锯着树。他的锯树方式和别人都不同，他半蹲着，低着腰，看起来很辛苦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头戴狗皮帽子，身穿青布棉袄的人走过来。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，戴到这位老工人的头上，这位老工人惊奇地摸着毛茸茸的帽子，顿时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

    一天晚上，工人入睡后，张子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，一边给工人烧地火龙，烤绑腿、烘鞋袜，一边思考着合理采伐、节约木材，增加效益的问题。一直苦苦思考着，当他拿起一棵“梢头”材，要烧地火龙时，突然心头一亮……

    第二天，他组织召开大会，会上在降低伐根的基础上，同时要多利用树梢材。他说：“矿山矿柱不定，一根‘梢头’木可做一根矿柱。”要把山上扔的“梢头木”带回来。张子良还不辞辛苦率先垂范地去做，每天上下班时他都带头杠“梢头”木。大家跟着老局长学，“降低伐根，一面倒”，“梢头木”成了林业工人的采伐方法。

    就这样，一整套“降低伐根、一面倒”的采伐方法形成了。张子良带着这种方法到整个东北林区去推广，并介绍到全国各林区，为林业发展节省了大量的宝贵资源，也为东北、内蒙古乃至全国的林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    一心为公

    1952年以前，东北的工资还实行工分制，他便按在延安供给制时的生活标准，只收应得工分的四分之一。1952年改革后，国家干部工资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，干部定级时，张子良被定为行政八级干部，按当时的规定，每月工资为270元。这在当时来说，是属于高收入的。

    第一次发工资时，东北森工总局财务处的会计把厚厚一沓人民币递给了张子良。张子良接过钱，点出150元，其余的又交还给刘会计。他的举动让刘会计一时没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会计问：“张局长，这钱你怎么不拿着？”

    “这工资我不要那么多，只给我开150元就行了，以后也这么开。”刘会计更加不知所措，哪有人对钱不动心的？常言讲：“有啥别有病，没啥别没钱。”况且，这工资是张子良应得的，是国家的政策规定的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问：“哎呀！那怎么行，还剩120元呢？怎么办？”

    张子良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剩下的我都不要了，还给国家吧。”

    其他的会计也来劝导张子良：“这工资是国家定的，你照数领理所当然嘛！”

    张子良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是的，是国家定的，不过我没做多少工作，凭啥拿国家那么多钱？这些就足够花了。” 

    不管大家怎么劝说，张子良只领了150元走了。刘会计从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一时都拿不定主意，从来只见过嫌钱少来这里要级别要职务的，怎么会有人给钱也不要，而且还是按劳所得。没办法，他只好请示了主管领导，领导也没见过这种情况。经过大伙的商量，决定把这笔钱挂在张子良的账上，为他保存起来。从此以后，每逢开工资，大伙就多了一项“分外”工作，都要破费一番口舌来劝导张子良。尽管几位好心的会计为这事磨破了嘴皮，张子良还是无动于衷。

    张子良的工资只领了150元，他是如何分配的呢？其中50元是家庭生活费，20元抚养孤儿，其余作为自己公出、待客的费用。他无论到任何地方公出，从来不用汽车接送，坐火车从来没坐过软席和卧铺，不管多远都是坐硬座。他从来不住招待所，到了外地都住在各地的办事处或职工宿舍，甚至有时候住在办公室里。公出的旅差费经常自己掏腰包，不放过任何一个为国家省钱的机会。张子良每个月都要拿出20元钱，汇给两个孤儿。那是一次张子良公出到完达山海林林业局时认识的，从那时起，每月都会有一张署着“张子良”姓名的汇款单，寄往海林林业局，一直到两个孩子从学校毕业，从没间断过。那两个孤儿在张子良的关怀下，都先后上了学，成为优秀的伐木工人。

    主动要求下放

    1958年，党号召干部下放充实基层参加劳动联系群众，张子良是第一个主动申请下放的。同年4月，根据张子良的请求，他被调任中央林业部带岭林业实验局任党委书记，东北林学院带岭分院党委书记，还兼任东北林学院副院长。当时国家在带岭搞苗圃，搞苗木种植实验。

    1962年，小兴安岭几个老林业局由于过量采伐，森林资源呈现紧张状态。张子良早就意识到这样无节制地砍伐，势必造成企业的后继发展困难。因此，当紧张状况出现的时候，他就提出：林区的企业不能停关也不能转迁，如果那样，国家的损失就太大了。中国是个少林的国家，资源有限，劳动力有余，将来把这些林业工人往哪里去安排呢？在新的课题面前，张子良认为没有彷徨的余地，重要的是要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。那就是充分利用森林资源，发展木材综合利用、开展多种经营。于是他找专家、学者询问，寻找确实可行的办法。在他的倡导下，提出了一个新的主张：组成一个林农工学商并存、林农牧副渔并举，以林为主，全面发展的林区小社会。这样使工人以林为家，以场为家，年年更新造林的方法就出台了。这样就可以实现：“越采愈多，越采越好，青山常在、永续利用”的林区建设新方式。

    长久以来，林区伐倒木只把粗大的树干截造成材，许多大枝丫、小径木，站干、风倒木没有利用起来，丢弃在山上浪费掉。林业部门自用材缺乏严格控制，有些暂设工程用了等内原木。铺设拖拉机夏季作业底小杆道消耗木材过多。林区居民和职工家属还烧用一部分好木材。这些现象一直在困扰着张子良。

   “怎么办？”这是张子良在林区多年来一直想的问题。张子良和工程技术人员，通过两年多的调查发现。当夏季多雨，给拖拉机铺设集材道，每铺垫10米长就要耗用2立方米木材。每年带岭林业局要铺设上万米的集材道，计算起来，这笔数字是惊人的。

    他来到林场，找到了许多修道工人，技术人员、拖拉机手征求意见。他自己还抽出时间，拄着拐棍，爬山涉水去进行用枝丫、树头代替小杆铺设集材道的实验。工人们看到老书记拖着麻木的左腿在山上山下奔波的样子，心里都为这个节约木材的方法着急，经过不懈地实验，张子良和林场的同志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少用杆木、多运木材、消除浪费的好方法。夏伐夏运，选择在地势高不积水的林场中进行，这样就可以用枝丫、树头代替木杆垫集材道。带岭林业实验局在全年推广这一经验，利用枝丫、树头铺垫了4600米集材道。完成了14000立方米集材的任务，比用小杆铺道节约木材350多立方米。这一经验立刻在全林业局推广开来，很快又在全国推广，就单单这一项，全年为国家节省木材几万立方米。

    党员模范

    张子良曾多次出席黑龙江省、东北地区劳模会和全国群英会。亲自接待来东北视察的刘少奇、朱德、董必武、邓小平、李富春、谭震林等中央领导和来林区考察的苏联林业专家达依诺夫、弗辽洛夫、波洛温根，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·斯诺，新西兰林业博士里查森，波兰工会代表团团长蒙迪格拉夫、克里斯蒂阿克，越南林业考察团团长阮造等国际友人，张子良的模范事迹屡现于东北各省市和全国报刊中。影片《万木春》是他20世纪50年代初期，深入林区开展工作之缩影，话剧《松涛曲》、《森林的主人》也是根据其事迹的某些片段演绎深化。1963年11月3日，黑龙江省委向全省发出通知，号召党员、干部和人民群众向他学习。《黑龙江日报》还以整版篇幅刊载了他的先进事迹。翌年春，《人民日报》也发表了他的先进事迹摘要。

    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在哈尔滨家中养病的张子良没有逃过这场厄运。这个时期，他已经失语了。造反派把他从哈尔滨带回带岭林场进行批斗，各种名目繁多的批判会，就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。那些狂热的红卫兵小将们用拳脚威胁张子良承认自己的“罪行”，他们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叛徒，是走资派，他就是不点头。张子良经常被打得昏死过去，又被冷水淋醒过来。他始终默默无言地承受着。他无法辩驳，不能斥骂，他对党的忠诚，对工作的认真让他无愧于百姓，无愧于国家。忍辱负重的6年，就这样一秒一秒地过去了。由于身心长期遭受摧残，本已憔悴的张子良，病情出现了恶化。1972年4月2日的早晨，在哈尔滨南岗区第五医院里，一楼昏暗的房子里，张子良躺在病床上，看着窗外的大树，默默无语。他在向往着大森林的片片松涛，在向往着林区发展后蓬勃繁荣的模样。1972年4月3日，张子良在痛苦中与世长辞。

    1978年12月9日中共黑龙江省委、省林业总局、伊春市委和带岭林业实验局带岭林业干部学校党委，在带岭职工俱乐部举行追悼会，为张子良平反昭雪，恢复名誉。参加追悼会的人，挤满了整个会场。许多人都是从别的林业局赶来的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那就是让这位曾经帮助和关心过他们的好同志，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。党委讨论并推倒了关于张子良在“文革”期间的一切不实之词，恢复张子良所获得的特等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、模范工作者等荣誉。

    张子良一生追求真理，讲求实效，不哗众取宠，不好大喜功。他为探索真理，百折不挠；他为利国利民，无怨无悔。他不给自己谋私利，也不给子女和亲属任何恩惠，却把所有的爱洒播给了林区，把所有的关怀留给了群众。

    他在带岭的10年间，林业局采运全部实现了机械化、连续化。劳动生产率达到人年503立方米，步入了世界先进行列。林间道路网密度，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。实现了全面更新造林，职工生活也有了极大的改善……

    张子良从不因荣誉而沾沾自喜，也不因为困难而畏缩不前。他在日记中谦虚地写到：“我的工作没有做好，我还有许多的缺点，我还要好好学习。”可实际上他艰苦朴素，节衣缩食，全部的身心都扑在了忘我的工作中。在他的探索下，为林区事业找到了可持续再发展的出路；在他的领导下，把林区建设的繁荣富足。

    张子良虽然长眠在林海松涛里，可是他的身影却依然留在人们的心中。因为人们不会忘记他忠心耿耿、大公无私的模范事迹，他克己奉公、埋头苦干的党员精神。他是林区的儿子，他是国家的栋梁，他是人们心中永恒的丰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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